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数字检察成果展示长廊尽头的资料室里，30余本数字检察工作资料整齐排开，一一记录着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数字检察从无到有的每个脚印，其中，不时有该院数字检察办公室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王治录的身影闪过。这位深耕法律监督一线26年的“老检察”，正亲历着检察工作从“信息化”到“数智化”的跃迁。

攻坚克难

啃下数据共享的硬骨头

2018年初，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检察院被确定为“法律监督数据中心建设”市级试点单位，探索推进法律监督及社会治理数据共享。时任东胜区检察院检察长的王治录，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现实：辖区内各执法司法部门数据互不相通，呈现数据孤岛局面。

“没有数据共享，法律监督就像‘盲人摸象’。”王治录用事实说话，寻求破局的关键。翔实的案例说明数据壁垒如何导致监督滞后、执法不公甚至损害群众利益；与先进地区经验对比，阐述数据共享对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巨大潜力……在一次关键的东胜区委常委会前，他精心准备了厚厚一叠论证材料。“法律监督不是检察机关的‘独角戏’，它需要党委领导下各部门的‘大合唱’。”他在会上条分缕析地争取道。

他的坚持和专业分析最终得到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东胜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后，要求对全区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所需数据，无条件、全量级按照法律监督和社会治理所需实现共享。

数据壁垒一旦被打破，法律监督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2020年，在王治录的推动下，东胜区检察院建成了公益诉讼、行政检察、智慧民行等多个大数据应用平台，围绕地方中心工作精准发力。“业务工作数据化，不仅能帮我们‘找案’，更能‘把脉’检察工作，让检察办案更精准、更高效。”他深有感触地说道。

授人以渔

点燃建模“星星之火”

三年后，王治录被抽调至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数字检察工作领导小组，担任建模技术组组长。彼时，全区各基层院对数字检察工作都颇感陌生，甚至心生畏难情绪。

下基层，与同事们一起攻破数字检察初创难。

东胜区检察院研发在校学生异常电话卡法律监督模型之初，当地建模团队感到茫然无措，不知如何下手。“要和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同步参考既往案例数据。”王治录带领大家在白板上一步步勾画建模思路，围在电脑前反复调试数字模型的筛选阈值，指导团队调取历史数据做验证分析。发现问题、拆解问题、用数据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让大家豁然开朗。最终，这个凝聚了集体智慧和心血的模型，在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与此同时，王治录推动成立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办公室，深入研究数字检察的发展趋势和实际需求，和团队成员共同制定了《鄂尔多斯数字检察建设方案》《鄂尔多斯市数字检察发展三年规划（试行）》等规范性文件。

“建模这件事，没有差不多，要做就要做好。”正是在他对数字检察规范化运行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鄂尔多斯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十项规范化建设经验得以生根发芽。在严格规范要求下，2024年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创建本地模型16个，其中9个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推广。

但他并不满足于“点状突破”，“好的模型一定是实现了基础功能模块化，各地检察院能根据需求灵活组合，这样基层院用起来门槛才低，效率才更高。”据此，王治录提出构建通用化体系化数字模型思路，探索出以整合、融汇、智能、高效为特点的通用化模型发展路径，推动将一些通用性强的数据筛查、分析规则提炼出来，形成基础模块库。

思维破冰

AI时代的“播种者”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爆发式发展，当身边同事还在观望人工智能对法律职业的冲击时，56岁的王治录早已一头扎进技术的海洋。办公桌上大模型技术专著与法律典籍并肩而立，一份以《AI大模型深度赋能，检察数字化转型方向》为研究内容的课题申报表早已摆在他的案头。

“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的思维和能力。”王治录发现，部分资深检察官对新技术存在畏难情绪，而年轻检察官又容易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法律基本功的锤炼。如何让两者交融而生？今年2月开始，王治录成为鄂尔多斯检察系统应用AI技术的“首席宣讲员”，先后奔赴鄂尔多斯市9个旗区检察院开展“AI技术赋能检察工作”的专题培训，并作为国家检察官学院内蒙古分院检察教育“轻骑兵”中的一员，到千里外的额济纳旗等检察机关传经送宝，覆盖检察人员600余人。

“技术要落地，思想得先破冰。”这是王治录常挂在嘴边的话。在他看来，只有推进检察机关智能化建设和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实现工作理念的转化，才能更精准、更高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一场场深入基层的宣讲、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位“老检察”在技术浪潮下的破冰勇气与引领担当。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蔡青）

记者手记

采访王治录的那天，一走进办公室，他就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他手机里用自己形象做成的AI数字人、用AI写的检察之歌、用AI做的早安海报……一位深耕检察一线26年、年逾半百的“老检察”，按理说，这个年纪大可以守着经验稳当做事，但王治录偏偏乐此不疲地捣鼓着这些“时髦玩意儿”。

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学这些新东西，他摆摆手，说得实在：“以前跑案子，腿勤嘴勤就行，现在不一样了。监督得准、快，不靠新工具靠什么？”本以为会听到王治录关于模型、算法、数据的硬核叙事，然而，贯穿交谈始终的并不是对技术的狂热，而是源于一种检察使命驱动的清醒——如何让法律监督这把“剑”，在数字时代依旧精准、有力。

他不厌其烦地奔赴基层，点燃星火。那份对年轻后辈既“逼”又“引”的严苛与期许，让我看到领路人的赤诚。他拥抱变化，但又心知肚明，法律的严谨和人心的尺度，永远是机器跳不过去的“硬门槛”。王治录在数字检察潮流中的“破冰”，或许不在于他构建了多少模型，而在于他证明了，在技术重塑一切的时代，法律人的价值核心——智慧、责任与判断，依然可以闪耀，甚至需要更坚定的闪耀。